在策劃本次展覽的過程中，我深受動畫電影《落難神像》（高逸軍，2019）的啟發。影片講述了一尊土地公神像的故事，該神像在1980年代末的「大家樂」熱潮中，被主角的父親賣掉的故事。隨著國彩的流行，當時的人們紛紛向神明求取樂透號碼，若未能中獎，神像便被丟棄或轉手。電影以土地公神像的視角來敘述這段故事，並透過VR技術讓觀眾「化身」為這尊神像，體驗其中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與人性掙扎，最終導致這尊神像被賣給賭徒。這一「化身」的體驗讓觀眾得以暫停對事件的直接判斷，引導他們從更深層次去理解這段歷史，它展現了社會與個人因素交織而成的複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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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觀音的蹤跡》保留了多重聲音、故事和交織的層次，從不同角度探討歐洲博物館收藏的華人民間信仰神像、台灣二手市場中的神像，以及庇護於廟宇中的神像。在將「蹤跡」視為物質遺跡與敘事軌跡的過程中，本展覽運用了多樣化的創意媒介，包括剪貼簿、繪畫、攝影和創意寫作，這些不僅是研究過程的紀錄，也是不同角色聲音的呈現。創意寫作印證了神像能夠與觀眾對話，彷彿它們在夢中或夜晚低語，或在博物館儲藏室中悄聲訴說。攝影作品則紀錄了研究過程中的時間軌跡，而剪貼簿則捕捉了我在田野調查中所產生的反思。繪畫作品被納入我的剪貼簿中，並成為展覽元敘事的一部分，旨在總結、解釋並連接展覽中各個不同的部分。
在本次展覽的設計過程中，繪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在田野調查期間已經習慣使用繪畫，這不僅幫助我更深入地理解我觀察到的工匠，他們特定的藝術風格與技法，也能反過來，通過繪畫澄清我與田野對話者之間的概念或疑問。田野中的對話者同樣也會通過繪畫來表達他們的想法。
然而，這是我首次將繪畫作為呈現禁忌主題和文物的方式。在剪貼簿的頁面上，我將自己繪製進去，以反映我在處理禁忌議題時內心的尷尬，因為這些敏感話題常會妨礙或挑戰田野調查中的觀察和對話。與20世紀的傳教士或人類學家不同，他們通常自詡為全知的學者，而我只是一位不擅長表達的外國研究者。
另一方面，繪畫補足了影像無法捕捉的空白。我聽到了大量的故事和證詞，但能親自參與退神儀式的機會卻屈指可數，因為這些儀式通常帶有高度的私密性和禁忌性。繪畫讓我能夠尊重這些田野對話者的隱私，避免對他們進行直接描繪，從而維持其個人肖像的尊重。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展覽的剪貼簿是我田野筆記的另類呈現，因此命名為「田野筆記」。在剪貼簿中，我不僅引用了田野筆記的內容，還對其進行了重新闡釋，力求在保持邏輯脈絡的同時，重構事件的發展。這個故事並非只由我闡述，而是包括我的朋友張玉華和藝術家彭弘智的敘事交織在一起。
總而言之，觀眾在本次展覽中看到的並非對「人民間信徒如何退神、處理退神神像的後續」的總體描述，而是三位參與者在其田野調查研究過程中，無論是人類學還是藝術創作，對此議題的體驗。我衷心希望此次展覽能激發人們更多分享關於此議題的看法和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