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回到歐洲後，我才真正體會這些提醒背後的意涵。我當時已意識到自己的研究相當具爭議性：一方面，我並不熟練中文口語，因此需要依賴田野助理的語言協助；另一方面，研究議題本身可能使人難以啟齒，甚至引起不安。在這種情況下，我該如何以倫理方式妥善處理這些挑戰？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張珣建議我聯繫鄭安婷。安婷剛從宗教研究領域畢業，她的家庭部分成員信仰基督教。「因為這樣，我其實沒有那麼怕鬼，也不太怕被丟棄的神像……」就這樣，我們開始了最初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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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高潮迭起）
我向受訪者請教，他們如何稱呼那些「不再被奉祀的神像」；在訪談中刻意避免使用「落難神明」一詞，並將受訪者提出的各種稱呼加以註記，作為後續交流的重要線索。
在這段過程中，我的好友張玉華給予了關鍵協助；而當安婷轉往新工作時，她的朋友 Miranda 接手成為新的田野助理。
接下來，讓我們回到當時的田野筆記，重新建構這段研究旅程。
““田野筆記””
2020 年，我在新莊舊聚落附近的一座廟宇碰到一群婦女，他們正在為廟裡的四尊神像重新上色。她們說這些神像是他們撿到的並且帶來廟裡供奉。我當時也聽過類似的故事。到了 2024 年，有一對夫妻將附近另一座廟的三尊神像搬遷過來，以便繼續祭拜，因為社區規定不允許他們在家中進行祭祀。
「宮廟真的很難接受信眾帶來的神像…」「……除非信眾與廟方關係密切。」「這些神像能被接受是個例外，主神需要一些幫手。」
在田野調查的最初幾個月，我多次聽到類似的說法。彷彿人人心知肚明，卻羞於啟齒。由於議題敏感，一些我在2024年之前認識的人甚至對我避而不見。
單靠謹慎措辭，也是無法解決問題。這種經驗就像在迷宮中尋路。
我逐漸明白，我應該走出新莊，去尋找那些明確表示願意接納棄置神像的宮廟。
同時，我的好友也給了我很大幫助，尤其是張玉華。
玉華告訴我，她在台北郊區健行時曾發現一些被棄置的神像。她覺得帶大家看看這些地方或許會有幫助。於是，我們首先前往了拇指山。
這個地點可以俯瞰台北的天際線，景色壯麗。許多健行者和觀光客每天都會看到一座與其他宮廟明顯不同的神龕。我們在那裡時，目睹一些健行者停下腳步，雙手合十向神龕裡的神明致意。
在健行結束後，我上網搜尋這座神龕的相關資訊，但只能找到一些健行者留下的簡短評論。玉華也簡單提到，關於這個地點並沒有明確的資訊。
仔細觀察會發現，大多數神像似乎都是批量製造的，甚至有人懷疑它們可能來自同一家工廠。在神龕的後方，可以看到一些已有腐朽痕跡的木製神像。這些神像是分不同時期被安置的嗎？還是由前信眾交給神龕管理者後，再集中擺放的呢？碑石、香爐等物件混雜其間，整體給人一種「拼貼」感。
被棄置的聖物與宮廟的裝飾品（特別是石獅與神虎）散布在神龕周圍以及其依附的岩石上。然而，供品和香火顯示仍有人在維護這座神龕。這也是我和玉華參觀其他神龕時常見的現象。
基隆位於台灣東海岸，是一個重要港口，在此地也有不少被棄置的神像。在交談中，我得知一些廢棄的房屋裡也可能藏有神龕。除了家用祭壇的神像被棄置外，宮廟若失去信眾支持，也可能遭到棄置。其中一個例子，媒體稱之為「鬼廟」。
玉華告訴我她要去「鬼廟」所在的社區，並邀請我同行。我一邊和玉華一行人聊天，一邊四處逛逛。
過了一會兒，我終於看見了那座「鬼廟」。廟頂已不復存在，所有門都緊閉，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濃烈氣味。一位八十多歲的婦人正在回家的路上，她告訴我和玉華，她不喜歡「鬼廟」這個稱呼。這座廟因管理上的衝突而被棄置，不應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她還提醒我們不要進入廟內，因為裡面太髒了。對於神聖物件的尊重與棄置，以及人們維持祭祀的挑戰之間的界線，到底在哪裡？幾個月後，我偶然又發現了其他可能被棄置的神像。然而，真正的轉捩點，是我和玉華一起去虎山的時候。
在一個雨天，我與玉華展開了第三次旅行。我也進一步發現了宮廟中一些鮮為人知、且很少被廟方管理者提及的運作機制。虎山有數座為棄置神像而建得臨時神龕。與拇指山的情況類似，有人擺放供品和香火，顯示這些神龕仍受到定期維護。
當我們試圖與該地區宮廟的守衛或管理者交談時，儘管神龕與宮廟相距不遠，他們通常都否認認識這些神龕。
在健行途中，我順道來到一座由佛教尼姑管理的附近廟宇。我被側門入口旁的一張擺滿各式神像的桌子吸引。雖然她對其他廟宇的情況不願多談，但仍歡迎我們後續造訪，並分享了關於這張桌子的起源。這些神像來自已無法繼續祭拜的信眾。
她宣稱：「我對這尊神像的個人感受，將決定我是否能夠接受它。」（2024年12月11日，摘自田野筆記）。她無法立刻做出決定。當時的情況是一尊土地公（用一塊黃色布包裹著）正在等待她的裁決。
這位尼姑說的故事與玉華母親的經歷不謀而合。她告訴我們，她小時候在河邊撿到一尊神像。家人隨後為其進行淨化，並將其迎入家中的神壇供奉。同樣，她的房客搬走時留下了三尊神像。玉華的母親便將它們安置在另一座神壇上，繼續供奉。在她看來，神明是不能被拋棄的。 「你若善待神明，神明必會善待你。」（2024年9月20日，摘自田野筆記）
在田野調查之初，我了解到：棄置神像的發現地點以及它們被棄置的不同情況，是判斷其保存狀況的重要依據……起初我得知，被遺棄在山林或河川中的神像，與那些經過寺廟主神的許可後安放在寺廟中的神像不同。這些案例反映了信徒們對神明所抱持的不同程度的敬意。隨著研究的深入，我逐漸意識到事情並非如此黑白分明……在某些情況下，信眾並非因缺乏敬意而「棄置」神像。甚至在部分案例中，根本不是棄置的問題……此外，我與不同的人交談後，發現他們對被遺棄或被退神的神像的反應也各不相同……（訪談記錄）
儘管對大多數信徒來說，另行安置供奉或退神是個痛苦的過程，因為這意味著與他們的守護神和家族傳統徹底分離，然而在當代台灣，這卻是一個至關重要且需要謹慎抉擇的問題。正如一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告訴我的：「……基本上，從宗教用品店到基督教牧師，每個人都可以為神像進行退神儀式。」
在天主教脈絡中，若信眾家中沒有男性後代可負責供奉祖先牌位，便可能請求神父代為保存。臺北某教區中，由兩位姊妹提供的一面祖先牌位便屬於此案例。祖先牌位是天主教徒唯一被允許供奉的聖物。除此之外，新歸信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人必須進行退神儀式或將其另行安置。天主教神父通常會建議皈依者尋找宮廟來安置神像。長老教會牧師則會依照特定的儀式程序為神像進行除靈。無論哪種情況，神父和牧師通常都會協助改信者維持其與家族之間的和諧關係。
除靈儀式在華語中被稱為「退神」，字面意義為「送走神靈」。依據我與玉華一同參與進香團時所接觸的乩童陳先生的說法「在宗教用品店裡進行退神是危險的，因為現場沒有主神坐鎮……」
我與安婷只訪談到一位宗教用品店的老闆，他的店鋪位於臺北最著名的寺廟龍山附近。通常只有老客戶才會向他尋求協助；否則，他並不願意承擔進行退神儀式的責任。
在旅程中，我們也逐漸理解到，乩童或靈媒是另一類會為信眾提供退神儀式的儀式專業者，然而其操作方式各有不同。陳先生以誦念咒語的方式進行退神；而新莊一座知名宮廟中的另一位童乩，則使用魯班尺（一種用於風水與神像雕刻的尺具）。正如他對我們所說的：「一旦神明被丈量，就不再是神了。神是不能被丈量的。」（田野筆記日期）
我們所訪談的人多半證實了陳先生的說法。宮廟被視為進行退神儀式最為安全的場所。宮廟亦可能接納來自其他已關閉宮廟的神像，並持續為其提供供奉。
儘管宮廟被視為進行退神儀式最為安全的場所，但實際上，少有宮廟承認自己會從事此類儀式；他們主張，退神應當在神像最初被開光之處進行，以使其回歸原有的靈性來源。來歷不明的神像，因未經主神允許便消耗香火，被認為會威脅宮廟內部的和諧。然而，正如一位博物館策展人所解釋的，宮廟仍常常被迫接納這些神像，因為它們被放置在廟門口，無法就此棄置不顧。這種矛盾在我的研究中屢見不鮮……
我所造訪那些明確提供退神服務的宮廟，多半隸屬於道士或道場，而退神僅是他們眾多的服務項目之一。在某些地區，信眾可暫時或永久地寄放神明並共用香爐以持續供奉；另一些地區則為即將先退神以送往私人收藏者的神像，或在退神後予以焚化的神像，設有專門空間。
在臺北少數提供相關服務的道士與宮廟中，通常只願意接受我一至兩次的訪談，這使我感受到此一議題的敏感性它同時牽涉宗教上禁忌與宮廟中的營運體系。基隆的代天宮則是一個例外：我與安婷耐心地長時間與廟方管理團隊建立信任關係，以致數個月後，我們得以實際觀察該處進行的退神儀式。
代天宮是一座主祀呂洞賓的宮廟，創建於 1933 年，由一座觀音寺與兩個鸞堂（屬於神明降鸞的扶乩團體）整合而成。2009 年，在與地方居民的對話之後，廟方委員會設立了一處「神明收容所」，用以安置不再被供奉的神明。自 2011 年起，宮廟開始提供對已退神神像的再利用服務，並將其稱為「認養」。代天宮提供了一個理解退神如何運作的具體案例。（寺廟吉祥物）
代天宮的退神儀式，以及神明暫時或永久收容的程序，都遵循一套既定流程。首先，信眾及其家人需簽署服務合約。接著，他們將神像帶到宮廟。隨後舉行一場類似進香的儀式，由寺廟的主神迎請來訪神明。志工將神像越過廟內香爐，然後安置於主神壇上。
此舉正式將神像的供奉責任，從信眾轉移至宮廟工作人員。
當神像安置於主神壇上後，信眾會向主神說明為何無法繼續供奉，並請求呂洞賓同意放棄供奉（可為暫時或永久）。隨後，志工會為神像編號登記、以紅紙包裹以防受靈界侵擾，並將其妥善存放於廟內。神像可安置於暫時或永久供奉區。
若廟方認為神像具有珍貴價值，則在退神後會被移至展覽區，作為文化資產展示。無論安置於哪裡，神像上都會附有標示來源的金牌。未用於展示或收藏的退神神像，則可能透過認養儀式交予信眾或收藏者；若神像過於常見或已毀損嚴重，則可能直接焚毀。
我們聆聽了約九則信眾在 2024 至 2025 年間將神像交由代天宮的故事。其中一則特別感人：一個家庭在第五兄弟（一位乩童）過世後，帶來三尊神像進行退神。
「他供奉的神像，本來是我們父母的。其他兄弟則移民或改信基督教了。」「他今年夏天因胃癌過世。我們中未改宗的人曾試圖打理他的神壇，但實在太困難了……」「後來我們找到代天宮，決定在那裡為他的神像進行退神。我們希望保留其中兩尊作為家族的紀念，也希望有人能認養其餘神像。保有與他相關的記憶很重要，而你的研究在這方面也很有意義……」
看到這些由廟方志工保存的神像，我心中湧起一股苦澀，其中夾雜著之前落下的淚水。
在代天宮以及其他提供退神服務的宮廟中，退神儀式通常安排在農曆新年前的準備期間舉行，尤其與「送神」儀式相呼應。送神儀式是將信眾供奉的主神送回天界，向道教神祇體系中最高神「玉皇大帝」報告信眾的過失與善行之儀式。儀式結束後，廟方成員及信眾家人會徹底清理神壇及神像。在此脈絡下，退神成為一種淨化與年終收束的儀式。
在其他情況下，退神儀式則會依提供服務的道士或其他儀式專家所訂定的吉日進行，日期也會參照信眾的生辰擇定。
道士及其助手會邀請道教諸神以及鄰近宮廟的神明出席退神儀式，共同認可儀式的合法性。透過疏文與持咒，道士向眾神表達感謝，感謝他們對信眾的庇佑，同時說明信眾已無法繼續供奉，並請求神明回天界、在廟中修行，或依其神階成為廟中的神兵。依據我們訪談中的其他道士表示，退神應被視為一場向神明傳達感恩與誠心的儀式，先表達謝意，再請神離開神像。
誦經完畢後，出席的代天宮道士們會依序請求每尊神明離開其神像。
隨後，道士們會焚燒紙錢以示祈求結束，同時用紅紙遮住神像的雙眼。神像背面所有能顯示先前祭拜者身分的痕跡都會被清除，以便神像可以被認養。認養者需委託道士或其他儀式專家為神像重新開光。如前所述，不被考慮認養的神像會被燒毀，這通常被視為防止神靈徘徊滯留人間的唯一方式。
這些退神後的神像最終將會如何，令人難以預測。田野調查中受訪者表示，神靈究竟已升天了，還是仍徘徊於神像周圍，其實真相不得而知。而神像的二手市場交易不透明卻不斷擴大，也使情況更加複雜。購買者的意圖往往不明，有的將神像視為文化資產而尊重，有的重新開光供奉，也有人單純為謀利。有些人，通常為退休或中年男性，會收集被丟棄的神像，希望能將它們交由認養或再次流入二手市場。在我的田野調查中，我無法訪談到這類的收藏者。
由於信眾要求退神本身具有爭議性，因此取得、收藏或重新開光退神神像也同樣引發爭議。因為無法保證雕像中的神靈已完全離開神像。有些人對這些雕像並不介意；另一些人則會感到不安。為了更深入了解情況，我採訪了當代藝術家彭弘智，詢問關於他收藏雕像的經驗。如有興趣，請參見彭弘智專區。
根據我訪談過的儀式專家與少數收藏者所說，將神像退寶的意涵與功能遠超我最初研究時的設想。從空心神像中取出的「寶」，可以重新置入另一尊神像、被保留為珍貴物品，或被丟棄。將寶丟棄的做法，既能保護新擁有者免於不祥，也為神像日後重新開光做準備。與其將博物館中展示的已退寶神像視為歐洲收藏家或館方對神像的一種褻瀆和不敬，不如將其視為當地對待神聖事物的體現。 （訪談中提供的開光用鏡與毛筆)
在我返回歐洲的前幾天，玉華問我是否願意再與她一起造訪溫仔圳。這區域曾是都市更新政策的焦點，而四年前我也曾在此進行田野調查。當時，我關注的是當地文化遺保護人士如何喚起公眾對拆遷計畫影響的意識。四年之後，這裡只剩下一座廟宇。這讓我想起自己對退神的田野觀察。一方面，包括廟宇在內的非正式聚落，已徹底消失；另一方面，一些家庭出於各種原因，打破了他們傳統的祭祀儀式，清理了神壇。我們帶著沉重的心情回到玉華家。這次展覽其實幫助我整理與消化這種不適感。
結束
結論
我的研究之旅始於一個核心問題：當中國民間信仰的神像被退神後，博物館應如何妥善對待這些物件，特別是在其歷史脈絡模糊不清、其處置方式牽涉宗教與倫理爭議的情況下？雖然檔案研究揭示了二十世紀中，不同收藏者（一個天主教傳教會團體與一位新教牧師）對這類神像的不同處理方式，但要完整還原我在義大利與德國博物館遇到的兩尊神像的故事卻非易事。 在臺灣進行的人類學田野研究顯示，所謂「良好」的博物館策展實踐其實充滿內在矛盾：這項研究一方面對「博物館策展人」而言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卻是一個高度敏感且細緻的過程，因為牽涉宗教禁忌、如「大家樂時期」等具爭議性的歷史脈絡，以及家庭層面的私人記憶，因而使民族誌研究者在田野中的處境顯得格外困難與不安。
臺灣的博物館至今仍在收集信徒捐贈的神像，將其視為島嶼宗教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桃園的土地公文化館中，這些文物大多從無法再繼續供奉神像的信眾捐贈而來。神像在入館前由道士進行退神，並採取若干預防性措施，例如以紅紙遮覆神像雙眼，或在神像及其衣袍周圍放置紙錢。
然而，正如多位田野調查者所指出的，對於退神神像如何處理，其實並不存在一套既定的規範。因此，歐洲博物館應如何對待華人民間神像，必須依個案情況加以判斷，同時承認任何單一做法，都無法代表所有華人民間信仰者的觀點與情感。
總之，觀眾離開本展覽時，或許會帶著比答案更多的疑問。《觀音的蹤跡》若說帶來了什麼啟示，那便是：對博物館的館藏感到不自在，其實是一件重要的事。正是從這種不舒適的位置出發，我們才有可能在不同立場之間尋得平衡，並讓那些被噤聲的故事得以浮現。
